96小时的被捕支援与抗争

,我被捕了。

10月3日下午,被控袭警而上庭。当日和平佔中九子案的黄浩铭及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刑满出狱。当年捷克摆脱共产党而独立前,人民正正是接力地被捕入狱,如果这是成功争取民主普选的过程,无法逃避。

被捕支援必不可少

自6月以来,我以社工的身份在抗争的场域监察警权和提供被捕支援,这是社工工作的本份,特别是曾任外展社工的我更是责无旁贷。

9月29日下午17时38分,我在现场支援被捕者时,突然被捕,然后就是被扣留70小时(最终因身体出状况而留院,被扣留了96 小时后上庭);21小时没有吃过东西;10小时才获得医生治疗; 8小时才可见到律师;还有是右手手掌因手腕被索带紧索至冰冷20分钟。这一连串的事实都反映社工为被捕者提供被捕支援是十分重要的。

不力争就无法看医生

从17时38分在金钟被捕现场至到达警察总部大概是40分钟,当时有警员登记每一个人的个人资料及询问是否需要睇医生,并表示需要睇医生的人先乘车到北角警署。我们于19时19分上车,在车未出发前,有警员上车确认一次是否在车上的被捕者都是要求看医生的,其中有二人不是便下车转了要看医生的人上车。车程约10分钟。到达北角警署后,所有人都要停留在停车场,并双手放于背后继续被索带扣实,动弹不得,我的汗水直流入眼中引至刺痛及视线模糊,唯有要求身旁的女防暴为我揩拭。大概19时30分以后,只记得整个北角警署的停车场都是人,成为了临时工作室,很多警员及被捕者,可以知道的是警员都是来自不同区域的, 工作时并没有默契,甚至有人向自己的上司破口大骂投诉其他队伍的警员。我能说的是:一片混乱。

警员就不下一次说,很忙。而我曾对警员说:「我是社署叫我们在场做被捕支援的社工也被捕了,是拉得太多人了」 。当然会忙。这样的说话我是平平静静,理直气壮的说出来的。所以,警员听完就没有回应了。事实上,当警员看到我身上写着社工字样的T恤时,都彷彿有一点客气, 然而,对待其他被捕者令我心痛得很。

22时50分,我在没有律师陪同下被逼进行会面纪录,我曾询问警员是否可以看医生,警员的回应是「安排紧」。

9月30日01时30分左右,再次要求看医生,当时除了手痛已出现晕眩、胃痛的情况,警员的回应是「安排紧」 。当时也有在场的其他被捕者举手表示要看医生。警员的回应是「安排紧」。

02时15分,我见完律师后再次向警员追问看医生的安排,当时有警员表示我需要登记才可以看医生的。当下我明白到,于19 时19分前在警察总部的登记根本是不存在的,他们根本没有交换资料,之前的警员所做的工作都是徒劳。

02时45分,我发现警员并未安排之前举手要求看医生的人登记,于是我追问警员,当时,警员向现场50几人说:「边个要睇医生的举手,并坐在前面的地上」。那个时候我看着差不多20个年青人缓缓地移动身躯,一个个的坐在我周围, 渐渐发现他们的手、脚,甚至头都在渗血……, 而他们却是坐在邋遢的停车场地上。

我立即把身上所有未被没收的生理盐水、湿纸巾、纱布、药水胶布、 医生胶布给他们,被捕者中有一位护理系学生,于是大家互相照顾, 并强调让伤得较重的人先去医院。然而,我觉得这是不合情理的, 所以我要求警员帮他们治理。警员的回应是「安排紧」。

直至04时55分,我离开警署去医院时,仍未见有任何跟进。

律师的确早就来找我

17时38分被捕后带到警总登记个人资料时随即表示要联络律师却被拒绝。

一直待至21时40分在北角警署见到当值官后,终于成功联络了律师,通知我身处位置。排在我前面致电律师的一个年青人先打了自己记得的号码无人接听,于是我立即说出民阵的电话号码,他总算成功通知了外界,他身在北角警署。

22时50分,警员要求我进行会面纪录,我一再强调必须见律师,并指肯定有律师已到达与我面见。警员不予理会,又于警员单方面写完会面纪录后要求我签署时,我表示需要见完律师才签文件,警员表示:「我地唔等律师架」。最后,警员在会面纪录中写上我「拒绝签署」,我表示必须注明是我要见完律师才签文件,最终我没有签署此文件。

9月30日00时,我再次要求见律师, 警员表示要完成程序才可见。

01时,当防暴把我移交给北角警署时,我再一次强调律师已经来到,我要见律师,然而警员表示没有任何人要求见我。

01时45分,我正式与律师会面,律师表示他早在9月29日20时已知道我在北角警署,在我进行会面纪录时的22时50分他已身在警署,并多次要求见我被拒。

这反映警方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让被捕者得到应有的权利, 甚至是刻意阻挠, 而我是亲眼看到年青人被剥削找律师和家人的权利。

 被捕者理应享有合理权益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被捕者是未经定罪仍然不是囚犯, 理应享有合理的权益。可是,当我打电话给律师时, 排在我后面的大学生表示要联络家人,被一口拒绝就带走了, 我连为他据理力争的机会也没有。而我能做的是听着他们的名字, 待我见律师时交给律师。事实上, 任何一个被捕者都有权打电话给律师,或联络家人通知自己被捕, 大部份警员是有按程序把相关的文件:〈发给羁留人士或接受警方调查人士的通知书〉(下称〈通知书〉)给被捕者签收,却不让我们享有当中的权利。更甚的是,有一个被捕者签署了〈通知书〉及会面纪录,却没有收到副本。

看守者

9月30日04时55分,我上了救护车到达医院,医生表示需要我吊盐水及留院, 因为差不多一天没有吃东西及少喝水而整个人都处于「很乾」 的状态。在医院,任何时候都有至少两个人看守着我, 而大部份都是年轻警员。每一个都没有蒙面及身上都有编号(除了一 个女防暴刻意盖上),虽然身上都有武器,却没有举起,当我直视他们时,他们总会转开视线。我再看看躺在我旁边的被捕年轻人,看着看着,他们都会跟我点头。在我眼前的同是年轻人,有人为理想而被捕,有人为生活而追捕别人,又或者,他们是为了自己相信的理想而作为。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警员跟我说: 「我除咗件衫,我哋都可以成为朋友」,我没有回应,因为没有人能控制另一个人穿上或脱下那套制服,如果你说是「身不由己」,是在找藉口,「平庸的恶」是一种选择。

被看守的人

在96小时之内,我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牵引看守者的神经,当我躺在床上安安静静时,他们是最安心的,而我双脚一动要去洗手间好,伸展也好,看守者必须跟随着我,而我看着他们站着、坐着,时而被护士要求离开病房,时而被叫转移停留的位置。我在想,他们是看守者还是被看守的人呢?于是,每一个看守我的女警,特别是年轻的我都给一点慰问,例如请她们坐下休息,叫她们斟水饮等,每个慰问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不论立场或身份的慰问,无论她们接受还是讨厌,只要是选择继续穿上这套制服,就要继续面对这一个被捕者的慰问。

被看守的我,并非不自主的,至少我的心是平安和自由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无犯罪,也知道自己的权益。

曾经在我书写时有警员想干预,而我慢慢地说书写是我的权利,我做被捕支援的,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他默然。 

存在就是抗争,公民社会不容撼动

被扣留第48小时,我就开始向警员查问是否会上庭或被保释,当我知道所有人都要被扣留超过48小时后上庭,内心闪过一点怒火,但很快便熄灭,因为我知道被扣留而不意志消沉就是抗争,在抗争的场域我只是执行社工的职务,从来不是抗争者,当下,则「存在就是抗争」,而且我知道,在外面的朋友,律师都为我们努力地奔波。我能做的是抖擞精神,面对未来的路。

香港人已建立了公民社会,是不会轻易被撼动的。 

香港人不能失去年青一代

当关心我的人说,请不要再出去了,要好好照顾自己,心中感到温暖却矛盾,我明明知道有一班正受到不公义对待的人在受苦,有人更是因为救人而被捕的,我真的能坐视不理?

那天在法庭覊留室的墙上,我看到「我们是打不死的小强」,或许是出自一个被控暴动罪的女孩的手。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体、心灵与未来被毁,却没有退缩,香港不能失去他们,当下政权正在摧毁这一代年青人,我们不能离弃他们,本不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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