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以外的幽暗人性(二)──《邻人:面对集体憎恨、社会瘫痪的公民抉择》中的历史谎言

「对于没有发生过的暴行,我们不求宽恕原谅。上帝帮助我们。」

2001年7月1日是耶德瓦布内屠杀犹太人的六十週年纪念,当时的波兰总统与天主教团体对灭犹事件公开道歉,表达悔恨,但小镇居民拒绝参与悼念活动,并在窗户贴上抗议标语。悼念活动进行时,镇上不断干扰的教堂钟声──从他们的行动表示,他们都拒绝为屠杀负责。

《邻人》所记录的种种屠杀事件,因为过于残忍和灭绝人性,让人难以直视,而波兰人作为屠杀的执行者,无法面对自己的残忍,也无法从这段黑暗的过去中自省到自己的不堪。

格罗斯在挖掘真相的过程中,发现早在战后的四十年代末,波兰政府没有重视看待小镇屠杀事件,只是仓促地审理案件,把被告定罪为「协助德国政府,参与逮捕犹太居民的行动」,「之后这些居民被德国人烧死」,甚至连判决书表上的大屠杀日期出错,也没有立刻纠正,在此可见官方对于案件的草率态度,也简化了事件内在的複杂性,把屠杀犹太人的责任归咎于德国人。

但是事实比书面历史複杂多了,庭审纪录中被告与证人所提供的证词前后不一,时而鉅细靡遗地叙述案情,时而无法记起先前提供的案情细节;或是不同人之间的证词有矛盾的地方,让事情真相变得模糊。其中,一位担任德国宪兵的厨娘提到德国人没有打过犹太人,只看到波兰人杀犹太人,但四个月后,这位证人却提到案发当天「自己为六十名盖世太保做了晚餐,他们是从其他前哨站来的」。但被告卡罗尔.巴登却指出厨娘的陈述是伪证,在大屠杀当天他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

在此,作者没有判定到底有没有人捏造证词,只是把资料出来呈现供读者对照,让我们带着批判性的态度阅读历史,就算是官方的历史资料与证据,也会有值得存疑的地方。其中,庭审的被告证词很可能弱化自己参与屠杀的程度:一个被判十年刑期的被告说自己拿着木棍,在广场上坐了十五分钟,因为不忍直视屠杀场景所以回家去;提供煤油与搬运煤油的波兰人说他们只负责搬运,没有参与屠杀行动;当地居民都不承认自己侵吞犹太人的房子,他们只是「认领」或「借用」……这些陈述与言辞可见他们试图弱化自己的残暴行为,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是为了减轻法律刑责,或许是要逃过自己的良心责备,或许是出于心理上的自我防卫机制,无论是甚幺原因,对于他们自身或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也笼上了掩盖真相的迷雾。

格罗斯要摊开耶德瓦布内屠杀的历史,并不是指斥波兰小镇居民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狂,而是透过事件重新审视我们以往对二战的看法。事实上,「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是纳粹的构想,目的要清洗犹太民族,但「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都没有强迫当地民众直接参与谋杀犹太人,只是容许甚至鼓励民众迫害犹太人。耶德瓦布内只是众多发生犹太屠杀的村镇的其中一个,或许在波兰甚至其他国家的某个村落,发生过更血腥的犹太屠杀。最可怕的是,杀或不杀犹太人的道德问题,落在普通民众的手上,无数的民众却选择后者──并亲手杀害犹太人。

固然,屠杀者的动机是複杂的,除了累积日久的反犹情绪,作者提醒我们不要忽视他们执行暴力的诱因。从被告的自传中,可见不少被告先后为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办事,参与犹太屠杀,某程度上是为了讨好极权政府,也可以顺势掠夺犹太人的财产,一举两得。人类总是会因应时势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抉择,并为抉择想出合理的缘由,而屠杀在战争中的诱因,让民众更容易摒弃道德,杀害别人。

对于自身的不堪,选择遗忘或记忆,是一场良知的斗争。

作者引用《波兰共和报》2000年5月19日的报导,可见耶德瓦布内居民对大屠杀的态度:

在耶德瓦布内,人人都知道〔屠杀犹太人的〕的真相,但人们过去从未公开谈论。〔2000年〕5月13日星期六,在一次集体为国家祈祷的弥撒中,当地神父号召教区居民一同为战争受难者祈祷,他们因某些人为满足自身私慾和贪念所犯下的罪行而失去生命。

屠杀事件成了镇民彼此间不能公开的集体记忆,他们不曾忘记过自己的恶,但无法公然承认自己的错误。一年后,同样的小镇居民公开表明镇上「没有发生暴行」,在公众面前,他们选择要抹去这段历史──为了自己,更为了整个民族。

记忆的选择是为了建构民族身份,格罗斯指出「战争神话」能让民族建立出自我认同与自我形象:「在所有社会中,战争都是一种创造神话的经历。」要建构出一个民族的「自我形象」,会牵涉到「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而波兰人也藉由二战受害者的「神话」建构出一种民族的「集体认同」。在二战德国佔领时期,很多波兰天主教教徒被迫害,让波兰人深刻的认为「受害者」,战的波兰社会流传着受害者被杀掉、囚禁和流放的传说。但这种「受害意识」(victimization)的心态,某程度上也减轻自己加害犹太人的罪责。

显然,波兰人的二战「神话」没有把波兰人与德军通敌的事蹟放进去,事实上,有很多波兰民众都热烈欢迎德军,普遍与德军合作,甚至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活动,但这些历史在波兰民族建构的「集体认同」中隐去,波兰人对德军的态度也成了波兰史中的禁忌。

从「创造神话」到建构民族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必须要审视历史的真实性,以及重构和叙述历史的意义。当历史学家各种历史素材的时候,要了解到材料或许「有倾向性」或「偏差」,抱着质疑的态度整理,大量翻查资料,才能更接近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书写永远无法重构事件的真实全貌,一个民族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可能会为了创造「想像的共同体」,选择性地强调或忽视某些历史事件──为了建构民族的「自我形象」,有时候,整个国族的历史会出现一个大谎言,「为了矫正不堪的过往,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历史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讲述一遍。」当谎言一再被叙述,似乎就成了事实。

透过这个波兰小镇的屠杀事件的叙述,作者想建立新的历史观,透过历史事件细部的挖掘和调查,挑战主流的历史叙述,撼动主流大历史的权威性,让读者和历史学家们对历史与政治、历史与国族认同之间的关係,有更广阔深远的省思。

历史书写是建构民族自我形象的手段,某程度上,也是政权统治思想统治的手段──当中可能会有隐瞒或捏造的成分,但总会有历史学家会为了求真而努力,让历史真相浮出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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