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办公室」会增加大家一起合作的机会,还是一起分心的机会

「开放式办公室」会增加大家一起合作的机会,还是一起分心的机会

2012 年,脸书公布由盖瑞(Frank Gehry)设计的新总部计画,这座新建筑的中心是脸书执行长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形容的「世界上最大的开放楼面计画」,超过三千名员工将在一万两千坪空间的可移动办公桌椅上工作。当然,脸书不是硅谷唯一拥抱开放式办公室的重量级公司。上一章提到的多西买下《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旧大楼,作为 Square 的办公室,他改装内部空间,让程式设计师在共同空间和共用的长桌上工作。「我们鼓励人们在开放空间工作,因为我们相信偶然,从身边走过的人能彼此教导新事情。」多西解释说。

另一个企业界近几年来正在崛起的大趋势是即时通讯。《泰晤士报》(Times)一篇文章指出,这种科技已经不再是爱聊天的青少年的专利,现在也用于协助公司提高生产力和改善顾客反应,并从中获益。一名IBM经理宣称:「我们在 IBM 内部每天传送两百五十万则即时通讯。」

第三个趋势是各式各样的内容生产者都急于在社群媒体曝光。旧世界媒体价值的堡垒《纽约时报》鼓励员工上推特,现在《纽约时报》有逾八百名作家、编辑、摄影师拥有推特帐号。这不是凑热闹的做法,而是新常态。

小说家法兰森(Jonathan Franzen)为《卫报》(Guardian)写的文章,形容推特是文字世界一股「压制性的发展」,被许多人取笑与时代脱节。线上媒体 Slate 评论法兰森的抱怨是「对网际网路的孤寂战争」,同样是小说家的韦娜(Jennifer Weiner)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誌回应说:「法兰森是只有一个人的类别,一个孤独的声音,下达只适用他自己的召令。」讽刺的主题标籤 #JonathanFranzenhates 很快暴红起来。

在上一章,我谈到深度工作在这个变迁中的经济比以往都更有价值,如果这是真的,你应该会看到怀抱雄图大略的人鼓吹这种技术,企业组织也会想藉以让员工发挥最大潜能。但这些事情并未发生,在企业界,许多事情被认为比深度工作更重要,包括刚谈才到的偶然的协作、即时通讯,以及积极参与社群媒体。

这些趋势如此受重视已经够糟糕了,雪上加霜的是,这些趋势还会明显减损人们深入工作的能力。例如,开放式办公室可能製造更多协作的机会,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大规模的分心」──引用英国电视特别节目《办公室建筑的祕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Office Buildings)实验的结论。「如果你刚开始工作,有一支电话响起,你的专注力就毁了。」为该节目做实验的神经学家说:「虽然当下你不知道,但大脑会对分心的事物有反应。」

即时通讯的兴起也带来同样的问题。理论上,电子邮件收件匣只有在你选择打开它时,才能让你分心,然而,即时通讯的设计就是要随时启动,扩大了干扰的影响。

强迫内容生产者上社群媒体,也对他们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举例而言,严肃的记者必须专注在严肃的报导:深入探究複杂的来源,发掘相关线索,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要求他们随时打断这种深度思考,参与线上起起伏伏的泡沫,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毫无助益;最坏的情况则是破坏性的分心。

深受敬重的《纽约客》(New Yorker)撰稿人派克(George Packer)在一篇谈他不上推特的文章,表达这种忧虑:「推特是媒体瘾的毒品,它让我害怕,不是因为我有道德上的优越感,而是因为我自认无法应付它,我害怕到最后我会不顾儿子饿肚子。」派克发表这篇文章时,正忙着写他的书《解密:新美国祕史》(The Unwinding),这本不久后便出版的书获赢国家图书奖,儘管(或者就是因为)他很少使用社群媒体。

总结来说,今日企业界的大趋势正在减损人们深度工作的能力,虽然这些趋势承诺的好处(例如增加偶然的发现、更快回应要求,和更多的曝光)比起深度工作的利益(例如快速学习专业技术,和达到高水準的表现)显得微不足道,本章的目的就是要解释这个矛盾。

我认为,深度工作越来越稀有,并不是因为它有什幺根本性的弱点。当我们深入探究为什幺我们会在工作场所拥抱分心,我们将发现原因出乎意料的武断,根据的是错误的思维,加上知识工作定义的不明确和令人困惑。我的目的是要说服你,虽然当前拥抱分心的潮流是真实的现象,却是建筑在不稳定的基础上,一旦你决定培养深度工作的能力,它将轻易被推翻。

在今日的企业界,许多知识工作者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似乎正重拾这种生产力的旧定义,尝试在他们漫无标準的职业生活中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认为,知识工作者越来越重视外显的忙碌,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展现他们的价值。让我们给这种倾向一个名称:

以忙碌代表生产力
在没有明确的指标可以证明工作是否有生产力或有价值的情况下,许多知识工作者正重拾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指标:以明显可见的方式做很多事。

这种心态为许多摧毁深度的行为大行其道提供另一个解释,如果你随时都在发出和回覆电子邮件,随时安排时间并参加会议,或者你在开放式办公室漫步并与碰见的每个人脑力激荡──所有这些行为都能以公开方式让你表现得像个大忙人。如果你以忙碌代表生产力,那幺这些行为对说服自己和别人相信你很称职可能很重要。

客观而言,这种观念是过时的,知识工作不像生产线,而且从资讯萃取价值是一种与忙碌不相干、不能用忙碌证明的活动。不过,我们接下来将谈到,即使是了解深度对知识工作的成功很重要的人,也可能被诱引而远离深度。

以《纽约时报》巴黎办事处主任卢宾(Alissa Rubin)为例,她曾担任阿富汗喀布尔的办事处主任,在第一线报导战后重建。我写本章的时候,她正发表一系列严厉检视法国政府共谋涉入卢安达种族灭绝事件的文章。换句话说,卢宾是一位严肃的新闻记者,是她业界的佼佼者。她也使用推特──我只能假设是出于她僱主的坚持。

卢宾的推特纪录显示她定期张贴一些有点散漫的推文,每隔两天到四天一篇,好像她收到《纽约时报》的社群媒体编辑台(真有这个单位)提醒她安抚她的跟随者。除了少数例外,那些推文只提一篇她最近阅读并喜欢的文章。

卢宾是记者,不是媒体人物,她对报社的价值是她培养重要新闻来源、分析事实和撰写引起关注文章的能力。《纽约时报》就是靠像卢宾这样的记者才建立起它的声誉,这种声誉是报社在这个点击诱饵无所不在的时代营运成功的基础。那幺,为什幺报社要求卢宾定期打断必要的深度工作,提供免费的浅薄内容给一家与报社无关的硅谷媒体公司(推特)经营的服务?也许更重要的是,为什幺这种行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很正常?

答案的根本可以从纽约大学已故教授、通讯理论家波滋曼(Neil Postman)提出的警告中找到。波滋曼在 1990 年代初个人电脑革命刚开始加速时说,我们的社会与科技的关係正陷入麻烦。他指出,我们讨论的不再是新科技带来的利弊得失,或是在新效率与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之间寻求平衡;而是只要是新科技,我们就假设它是好的,没别的好谈。

他称呼这种文化为「科技垄断」,他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科技消灭了它本身以外的选项,正如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的描述。」波滋曼在他 1993 年谈论这个主题的书中说:「科技并没有让其他选项变不合法,也没有让它们变不道德,甚至没有让它们不受欢迎。科技让它们变隐形,并因此变得无足轻重。」

波滋曼 2003 年过世,如果今日他还在人世,他可能很惊讶他在 1990 年代的忧虑这幺快就实现──一场始料未及、因网际网路突然崛起造成的沉沦。幸运的是,波滋曼有一个聪慧的继承人承续他的网际网路时代观点,以苛评见称的社会评论家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在 2013 年出版的书《点击此处,就能拯救一切》(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中,尝试揭露我们对「网际网路」科技垄断的执迷(他刻意加上引号以强调这个词代表的意识形态),他说:「这种把『网际网路』视为智慧和政策建议来源的倾向,将它从一套很无趣的电缆及网路路由器,转变成诱人而刺激的意识形态──也许就像今日的 Uber 意识形态。」

在莫罗佐夫的批评中,我们已经把「网际网路」当成企业和政府的革命性远景的同义词。让你的公司变得更「网际网路」,就等于跟上时代,忽视这些趋势就会沦为寓言中汽车时代的马车鞭製造商。我们不再把网际网路工具看成是营利公司推出的产品,由想从中获利的投资者提供资金,并且由见机行事的二十几岁年轻人经营。反而,我们不假思索的把这些数位玩意儿偶像化成进步的象徵,以及(也许加上「美丽」)新世界的预兆。

这种网际网路中心主义(再借用莫罗佐夫的用语)就是今日科技垄断的样貌。认识这个现实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解释了本节讨论的问题。《纽约时报》成立社群媒体编辑台,并向旗下的记者(如卢宾)施压,督促他们做分心的事,因为在网际网路中心主义的科技垄断下,这种行为非做不可。若不拥抱网际网路的一切,就会像波滋曼说的「变隐形,并因此变得无足轻重」。

深度工作在科技垄断时代有一个严重的劣势,它建立在品质、技艺和娴熟等十分老派且非科技性的价值上。更糟的是,要支持深度工作,往往必须拒绝许多高科技的新东西。深度工作正遭到放逐,被社群媒体等造成分心的高科技行为取代,但原因并非前者在实证上比后者低劣。

在这种文化中,不令人惊讶的,比起光鲜炫目的推文、按讚、标籤照片、涂鸦墙、贴文和所有我们现在被教导为不可或缺──不为其他理由,只因为它们存在──的网路行为,深度工作确实很难与之竞争。

深度工作在今日的企业环境应该被列为优先选项,但是却没有。我已经概述造成这个矛盾的各种原因,主要是深度工作较难,浅薄工作较容易;由于你的工作没有明确的目标,使得环绕着浅薄工作的忙碌得以持续存在;我们的文化已经发展出一切与「网际网路」有关的行为就是好行为的观念──不管它对我们生产有价值事物的能力有何影响。这些趋势都因为难以直接测量深度工作的价值及忽视它的成本而大行其道。

如果你相信深度工作的价值,就能了解这种情况整体来说,对企业是坏消息,因为企业将错失大幅提高价值生产力的机会。但对个人来说,这是好消息,同侪和僱主的短视为你创造了大好的个人优势。假设前面谈到的趋势持续下去,深度工作将变得越来越稀奇,并且越来越有价值。既然确定深度工作没有根本的缺点,而且取代它的分心行为并非不可或缺,现在你可以充满信心的继续追求本书的终极目标──有系统的发展深度工作的能力,获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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