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死刑,但是我认为家父被处死完全合情合理」:《纳粹猎人

「我反对死刑,但是我认为家父被处死完全合情合理」:《纳粹猎人

安德鲁.纳古斯基(Andrew Nagorski)

译|高紫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德国电影,片名叫《凶手就在你身边》(Die Mörder sind unter uns)。希德佳.那夫(Hildegard Knef)饰演的集中营生还者苏珊.华纳(Susanne Wallner),回到满是断垣残壁的柏林,找到遭到破坏的公寓。她发现前德军军医汉斯.墨顿斯(Hans Mertens)住在里头,借酒浇愁,澈底绝望。那名军医巧遇以前的连长,连长现在是富商,曾经在一九四二年圣诞夜下令到一个波兰村庄屠杀一百名平民。墨顿斯无法忘记这段记忆,决定在战后的第一个圣诞夜杀掉连长。

  最后关头,华纳说服墨顿斯,这种自以为是的伸张正义行为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动用私刑。」华纳告诉墨顿斯。军医最后明白了。「妳说的对,苏珊。」墨顿斯在电影末尾回应,「但是我们必须告发他。代替数百万被杀害的无辜受害者要求赔偿。」

  这部电影十分卖座,吸引许多观众。不过电影传达的讯息却严重误导观众。早期战争罪行的审判,是由同盟国发起的,不是德国人,不过战胜国很快就停止许多战犯审判,把焦点转移到逐渐出现的冷战上。多数德国人也都迫不及待想忘掉德国不堪回首的近代往事,根本不想去思考如何赎罪。

  有些首要罪犯没有立即遭到逮捕,或者逮捕之初没有被同盟国的逮捕人员认出来。这些罪犯自然也不会想谈论如何赎罪,只想赶紧逃离。希特勒在地堡内跟新迎娶的伊娃.布朗一起自杀。他的宣传首脑约瑟夫.戈培尔和妻子玛格达则是先毒死六个孩子,再步上后尘。在一九七六年的畅销小说《英灵殿交易》(The Valhalla Exchange)里面,虚构的戈培尔解释自己为什幺要选这条路。「我可不想要余生都在世界各地逃亡,终身当难民。」他说。

  不过他的大部分同僚和其他犯下战争罪行的纳粹党员却不想要仿效希特勒。许多低阶罪犯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躲,数百万人在欧洲设法重建新生活,很快就能融入他们。有些人认为自己的处境比较危险,于是设法逃离欧洲大陆。有好长一段时间,许多这两种人都成功躲避了罪责,除了经常获得忠诚家人的协助,前纳粹党同志的人际网络也会提供资助。

「我反对死刑,但是我认为家父被处死完全合情合理」:《纳粹猎人

  本书把焦点放在为数相当少的一群男女身上,有担任公职的,也有独立行事的,他们全力要把起初顺利躲掉罪责的罪犯绳之以法,不让世人遗忘罪犯的罪行。这些追捕者展现了惊人的决心和勇气,即便战胜国的政府和其余国家对纳粹战犯的命运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仍旧奋斗不懈。在过程中,他们也探索邪恶的本质,提出极度令人不安的问题,让我们思考人类行为的各种面向。

  这些试图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的人,被统称为纳粹猎人,但他们却从来不是有共同策略或对追捕手段有基本共识的一群人。即便追求的目标大同小异,他们经常不认同彼此、互相指责、互相忌妒。有时候,这种关係无疑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不过就算每个追捕纳粹罪犯的人都屏除个人歧见,结果还是不会有明显的差异。不论用什幺绝对的标準来衡量,都不能完全证明,那些结果代表正义获得伸张。「如果你希望罪犯一定要受到相应于其犯行的惩罚,那最后不免要失望。」大卫.马威尔(David Marwell)说;马威尔是历史学者,曾经任职于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美国犹太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与柏林档案中心,现在在纽约犹太遗产博物馆担任馆长。战胜国原本承诺要起诉必须对战争罪行负责的所有人,对此,他只有简单地说:「这太难了。

  没错,这太难了,没办法有大规模的成效,但是有些人拒绝放弃,至少要部分纳粹战犯负起罪责,他们积极追捕的过程成为战后一连串的冒险故事,这是人类史上空前未有的。

  以前在战争结束时,胜利者经常杀掉或奴役战败者,侵占败者的土地,即刻开始整肃敌人。一般都是立即处决,不举行审判或展开任何法律程序,也不依证据来裁决有没有罪。动机单纯就是为了报仇。

  许多纳粹猎人起初也是为了报仇,尤其是待过集中营的人,或是协助解放集中营生还者的战胜国人员,他们亲眼目睹过纳粹逃离后留下的骇人证据,每一样都是恐怖罪行的证明:死人以及垂垂将死的人、火葬场、作为刑房的「医疗」设施。因此,有些纳粹党员及共谋者,战争结束后立即遭到报复。

  不过,从最早几次纽伦堡审判,到在欧洲、拉丁美洲、美国与中东追捕战犯,乃至于至今仍旧偶尔出现的追捕行动,纳粹猎人大多把任务目标放在起诉追捕对象,此举证明,即便是明显有罪的人,也应该有机会上法庭为自己辩解。名声最响亮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把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这一切是伸张正义,不是报仇雪恨》(Justice Not Vengeance),绝非偶然。

  即便伸张正义的成效明显远不如预期,有罪的人经常只受到极轻微的处罚,甚至有许多罪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但另一个行动目标还是慢慢实现了,那就是用来借鉴、教育世人。为什幺要追捕年纪老迈、时日无多的集中营守卫呢?为什幺不让犯罪者平静死去呢?许多美国官员非常乐意这样做,尤其因为他们还得分神对付新敌人:苏联。但是独立行事的纳粹猎人就不打算罢休了,他们认为每个案子都能作为宝贵的教训。

  教训的目的,不仅是要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犹太大屠杀的骇人罪行不可以也不应该被遗忘,还要证明,教唆、犯下那些罪行的人,或是未来可能会犯下类似罪行的人,绝对无法逍遥法外,起码原则上是如此。

「我反对死刑,但是我认为家父被处死完全合情合理」:《纳粹猎人

  一九六〇年,摩萨德的行动小组在阿根廷绑架阿道夫.艾希曼,用飞机把他送到以色列接受审判,当时我才十三岁。我完全不记得当时对这件事了解多少,也不记得是否有关注媒体报导,不过我确实对这件事留下清楚的印象。我会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历历记得接下来的夏天,艾希曼就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有一次到旧金山探视家人时,我跟父亲坐在一间简餐店里,有个老人坐在柜檯的另一头,我开始仔细端详他的脸。我把身子凑向父亲请他看那个老人,轻声说:「我觉得那个人可能是希特勒。」父亲露齿而笑,轻声告诉我那个人不是希特勒。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半个世纪后写这本书时,我会访问艾希曼审判中唯一还在世的检察官嘉比尔.巴赫(Gabriel Bach),以及指挥行动小组绑架艾希曼的两名摩萨德特务。

  艾希曼被绑架、审判与绞死,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许多纳粹罪犯没有受到处罚,世人也渐渐重新关注他们的罪行。大量关于纳粹猎人的书籍和电影也因此在不久之后问世,不过内容经常是虚构的,不是事实。我热爱阅读那类书籍、观看那类电影,被里头的角色,不论是英雄还是恶棍,以及毫无冷场的情节深深吸引。

  引发大众想像的不只有精彩的追捕行动,被追捕的那些人本性如何,甚至他们的家人与邻居是什幺样的人,这类更广泛的问题,同样吸引人,特别能吸引战后世代。为何数百万德国人与奥地利人,以及被他们攻占的大部分国家中的通敌者,愿意参加以大屠杀为目的的行动呢?直到今日,这个问题仍旧没有简单的答案。

  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我在波昂、柏林、华沙和莫斯科担任《新闻週刊》的分社长时,经常查阅二战与犹太大屠杀的相关资料。每当我以为不会再发现惊人的故事,反正全都是千篇一律的类似情节时,想法就会被打断,继续发现惊人的新故事。

  一九九四年底,我忙着準备《新闻週刊》的封面故事报导,报社预定在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推出奥斯威辛解放五十週年纪念专题。我访问过欧洲各国的无数生还者,每次请他们重新回忆那段恐怖岁月,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因此,我都会告诉他们,只要觉得访谈过程太痛苦,随时可以停止。然而,多数人都把故事一股脑儿说完;他们一旦开始说,就滔滔不断,不需要我再催促。不论我听过多少这类的故事,我始终深深着迷,有时则感到万分惊骇。

  有一位荷兰犹太生还者的故事格外动人,访问完他后,我不假思索就道歉,请他如此详细回忆那段经历,我深感抱歉。我还说,他一定跟家人与朋友讲过那段苦难很多次。「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回答。看见我无法置信的表情,他接着说:「没人问过。」五十年来,他都独自背负着这个重担。

「我反对死刑,但是我认为家父被处死完全合情合理」:《纳粹猎人

  三年后,另一次遭遇,让我得以一见背负截然不同的重担的人。当时我去採访尼可拉斯.法兰克(Niklas Frank),他是汉斯.法兰克的儿子;汉斯.法兰克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担任希特勒的总督,掌管一个死亡帝国。尼可拉斯是新闻工作者,也是作家,自称是典型的欧洲自由主义者,极度重视民主价值。他特别关心波兰,尤其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当时独立的工会「团结工联」带头发起人权运动,最后推翻了波兰的共产政权。

  生于一九三九年的尼可拉斯,在纽伦堡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年仅七岁,不久后他父亲便以战犯的身分被绞死。他跟母亲一起被领进监狱,父亲装得若无其事。「嘿,小尼,咱们很快就能再全家团聚过圣诞节啰。」他的父亲说。这名小男孩离开时「怒火沸腾」,他回忆道,因为他知道父亲即将被绞死。「家父对所有人说谎,连自己的儿子也骗。」他说。晚年的他希望父亲当时能这样说:「亲爱的小尼,我就要被处决了,因为我犯了大错。千万不要过跟我一样的人生。」

  接着他把父亲形容成「怪物」,并说了一句令我永生难忘的话:「我反对死刑,但是我认为家父被处死完全合情合理。」

  担任外派记者的那段岁月,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这样说自己的父亲。那股情绪让尼可拉斯又说出另一件事。他说法兰克是很普通的名字,除非他主动告知,否则大部分认识他的人都不知道他父亲是重大战犯。儘管如此,真相他一清二楚,怎样也无法放下。「一天又一天,我无法不去想家父和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他说,「世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每次我到外国,说我是德国人,外国人都会想到『奥斯威辛』。我认为这再正常不过了。」

  我告诉尼可拉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不用承受他那种上一辈留下来的罪恶感,无巧不成书,家父在一九三九年德国入侵波兰时,是帮战败的那一方打仗。在理性层面,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出生背景而产生道德优越感或自卑感。尼可拉斯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完全能理解,为什幺他这辈子的其中一个心愿是拥有一个不会令他感到羞愧的父亲。

  尼可拉斯的态度跟典型的纳粹战犯家属截然不同,但是我认为他的坦率真诚展现了今日德国人最美好的一面,许多德国人都愿意每天面对国家的过去。然而,德国可是花了好久的时间才能够做到这样,而且如果不是纳粹猎人辛苦抗争,绝对不会有今日的许多成果;他们经常独自奋斗,不只在德国和奥地利,而是在世界各地。

  这场抗争现在即将结束了。多数纳粹猎人跟被追捕的对象很快就会只存在我们所有人的记忆中,届时捏造的谣传和实际的真相可能会比现在更加纠结不清,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更有机会、也更应该说出他们的故事。

(本文为《纳粹猎人:追捕德国战犯的黑暗骑士》作者自序)

「我反对死刑,但是我认为家父被处死完全合情合理」:《纳粹猎人

书籍资讯

书名:《纳粹猎人:追捕德国战犯的黑暗骑士》 The Nazi Hunters

作者: 安德鲁‧纳古斯基(Andrew Nagorski)

出版: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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