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查巴达」永远戴着面罩的革命领袖马诃士

「我们都是查巴达」永远戴着面罩的革命领袖马诃士

「我是所有诗人之母,我不允许(命运也不让)那场噩梦打垮我。现在,泪水从我麻木的面颊流下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那一天,我在系里。那一天,军队践踏了大学自治权,冲进了校园,见人就抓,见人就杀……」

在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小说《护身符》里,流亡墨西哥的乌拉圭女诗人奥克西里奥这样回忆起她一生最重要的经历:一九六八年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又称特洛特洛尔科惨案),她躲在大学的厕所里读诗,一躲就是十三天,大学复课后她才被人发现。「一首诗不能抵挡一架坦克。」爱尔兰诗人悉尼这句话不需要她也早已反覆证明,然而苦难使她成为诗歌之母,诗歌之母,在古希腊神话里,就是记忆女神。诗歌需要活着,并且记住。

从此捍卫记忆,成了不只是诗人还是一代代墨西哥的母亲们的义务:在墨西哥政府持续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七八年,一群妇女创设 EUREKA 委员会,以绝食抗议,要求政府统计失蹤或死亡的政治犯的人数和生平──我是在墨西哥查巴达民族解放军(EZLN)副总司令马诃士(S.Marcos)的童话《记忆的度量》里读到她们的故事的,马诃士说:「我们多数失去记忆的人们,亏欠这些女士甚多,但女士们却允诺我们,让我们知晓记忆并未消失或休息,尊严也没有尺寸或年龄。」

拉美的前卫作家也都像这些母亲,抗拒对现实的遗忘。直到二十世纪末,墨西哥着名小说家富恩特斯(C.Fuentes)还以长篇小说《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纪念,小说以一九七○年的墨西哥(革命余烬未熄﹑社会风声鹤唳)为背景写就,一九九九年翻译为中文,也是这本书让我首次知道那场惨烈的运动。

而此后三、四十年,墨西哥发生过无数运动和镇压,其中一九八二年契帕斯省对工农及印第安原住民的镇压最大规模,在阿布萨隆将军的统治下数百人被杀被失蹤被监禁被酷刑,但正因为这样,在契帕斯埋下了日后革命的种子,一九八三年马诃士及他的反叛同志们来到契帕斯成立了查巴达民族解放军。而当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墨西哥生效的同日,查巴达正式起义。二○○一年,他们更发动过三千里长征,包围了墨西哥市。

马诃士,做为一个擅用后现代传媒的革命领袖和诗人、作家,也是在这时进入汉语读者眼中,二○○三年,台湾作家吴音宁译着《蒙面丛林》,二○○六年,北京学者戴锦华和香港学者刘健芝编译《蒙面骑士》,都是马诃士的文集,包括童话、散文诗和檄文。

这些都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最近由墨西哥又一暴虐事件唤醒:九月二十六日,至少四十三名格雷罗州伊瓜拉市的劳尔.伊西德罗.布尔戈斯乡村师範学校学生,被当地警察与黑帮联合虐杀、焚尸,事件被曝光后,该市市长夫妇被证为幕后黑手,与涉事警察、黑帮一併被捕,但是墨西哥人民的怒火并没消歇,在过去两个月来多次发起向政府问责的抗争运动,大有重燃一九六八年的斗争之势。十一月九日,一支由死难者家属组成的游行队伍,经过七日七夜的长征,就像十多年前的查巴达游击队一样到达墨西哥市,和当地抗议者会师。

墨西哥的社会毒瘤错综複杂根深柢固,而归根到柢是政治问题,长期腐败的革命制度党(PRI)积重难返,即使在声称改革的现任总统佩尼亚带领下重掌墨西哥政权,也难以改变墨西哥对美国及黑社会力量的依赖。且不管政府貌似决心改革真假如何,学生和人民持续抗争了几十年,但依然看不见曙光,若然,抗争何为?

也正是带着这个困扰墨西哥人的问题,我重读了上述着作和买来《护身符》一书,去阅读墨西哥及拉美的苦涩之诗。《护身符》里的学生和诗人们也经历了《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里那些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绝望,但是比后者更快恢复斗志,也许因为他们对青春和诗的力量的确信。「那些孩子们,年轻人在唱歌,一面向着深渊走去。我听见歌声里谈到了战争,谈到了整整一代拉美牺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伟业,我却明白最重要的是说到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这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护身符》结尾才开宗明义的这一段话,可以视为新世界理想主义者的骊歌,他们将告别传统革命所索要的献祭或者造神运动,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注视黑暗。

《护身符》里可能是作者自比的智利年轻诗人阿尔图.贝拉诺,在革命失败之后漫游南美洲最后回到故乡,支持左翼总统阿连德直至一九七四年阿连德被杀(而墨西哥惨案之前一年,一九六七年,阿连德的好友切.格瓦拉与他发起的玻利维亚游击战也被扼杀),他并无气馁,又回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他完成一个革命者的自我救赎:通过一次几乎不可能却成功了的仗义行为,而呼应了死去的格瓦拉与阿连德的义举。革命正因为失败而纯粹──这是前革命时代的诅咒也是荆冠,在格瓦拉身上到达极端;而后革命时代,阿尔图.贝拉诺们唱着不一样的歌谣。

「在祕鲁的马丘比丘高地,人们不哭,或者是因为寒冷影响了泪腺调节了泪水,或者就因为在高原上甚至连眼泪都是无用的。」墨西哥诗人的母亲奥克西里奥在这高寒凛冽的幻觉中顿悟此理,挺过了十三天的禁锢而重生。后革命时代不能再诉诸悲情、诉诸泪水。真实世界里的一九六八革命倖存者马诃士,深知泪水是无用的,他灵活地投身后现代社会的游击战中,掌握了互联网、大众媒体、前卫艺术等等新工具,让混迹于贫困山林的查巴达民族解放军成为《黑客帝国》等反乌托邦科幻文化所膜拜的象徵。

马诃士在二○○三年的战斗檄文〈海螺〉里说:「查巴达既不征服,也不愿送死;既不接受有条件的投降,也不想当烈士。」这其实把切.格瓦拉《论游击战》里的灵活自由的抗争状态提升到精神层面的独立,这种独立超越了所谓的革命中的个人主义和冒进主义,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新人,他们没有乌托邦崇拜,只是告诉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已经足够,我们需要的只是重新分配。」

他们也清晰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对革命形象的消费,因此马诃士选择了永远戴着面罩的形象(这比格瓦拉帅气头像和 V 怪客面具更加决绝)──所以前几年当人们质疑马诃士已经年老,退出了查巴达的领导回归作家身分乃是象徵革命偃旗息鼓之时,便有新的佩戴面具者成为马诃士,「我们都是查巴达」,这句口号不虚。

正如前述,伊拉瓜惨案的受难者家属组成「43×43」团体进行长征,实际上就是在呼唤查巴达精神的加持。墨西哥的革命倖存者苦涩之诗歌唱了几十年,也应该再次高亢起来。抗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让每一个参与抗争者获得自己独立于世的证据,歌德的浮士德博士就曾预言:「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者,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于是,少年、壮年和老年人,不畏风险,在这里度过有为的年辰。」这就是查巴达对于墨西哥的意义,也是世界各地抗争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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